邓超：别人怎么说重要吗？一点也不

原标题: 邓超：别人怎么说重要吗？一点也不

　　邓超在他封面大片拍摄之前，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来接受这次专访。在上海和平饭店的英式风格套间里，刚从家里赶来的邓超在客厅沙发坐下来之后，我们问了第一个问题，“《美人鱼》中的刘轩真的是性无能吗？”他没有即刻回答，顾左右而言其他的逃避着，“今天的太阳这么好，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

　　十五分钟后，邓超亲力亲为的把一个茶几和三把椅子搬到了阳台上，但还是没有能逃过那个关于“性无能”的问题。愣了一下之后，他从头说起：“星爷没有跟我讨论过这个。”然后，他花了大概十分钟，长篇大论、迂回曲折地解释了半天那撇假胡子的设计理念和象征意义。

　　“你是在害羞吗？”我们追问。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一上来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是两个女生！”

　　后来，他又害羞了——当我们问他当80亿先生的感受时，这么一个明显可以拿来夸耀的话题，让邓超再次陷入了窘境，“喝咖啡、喝咖啡”，他搪塞着，又喝了一口。

　　对于大众来说，这样一个善于害羞的邓超，和他肆无忌惮的微博形象，判若两人。

　　很巧，那天的那组封面大片拍摄主题正是“双面邓超”。他一身雅痞装扮，坐在单人沙发里，根据摄影师指令，把脸和身体转过来、拗过去。他习惯性的皱眉令自己看起来愈发像一个心事重重而拒人千里的城市精英。但很快，他被叫到玻璃门前，穿着同一身衣服，蹲着马步，撅着屁股，双手撑着门框，把脸贴在玻璃上。在电脑的样片里，我们看到他的脸因为被挤压而变形扭转，像一张荒诞派作品，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更会令人联想到他代表性的瞪眼歪嘴的自拍风格。

　　作为TOP级男星，如今的邓超的确在同时输出两个形象——一个活在那些文艺片里，严肃深沉；一个活在微博和喜剧片里，亢奋逗逼。这时常让人费解：2015年邓超的口碑曲线堪比股市震荡。年中的《烈日灼心》使他成为上海电影节的“三黄蛋”影帝之一，人们感慨他果然还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没过几个月，年底的《恶棍天使》又让他跌到了2000点。

　　如果大众观点中的好片与烂片是泾渭分明的两条平行线，邓超就是那个在两条线间呈之字形奔跑的演员。人们很难解释一个有天分的演员去当他看似并不擅长的喜剧——更多人认为是闹剧——导演。结合如今的票房环境，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浪费天赋、不务正业，而动机则往往被归结为圈钱。

　　但对于邓超来说，这一体两面，都是千真万确的他本人。他无法只选择做人们心目中“好的邓超”。对他来说，“坏的邓超、糟的邓超”同样让他感受到幸福与满足。

　　直到2月底，邓超才抽出一点空档去电影院看了《美人鱼》。当他对着银幕上的自己笑得不能自已时，同去的俞白眉很是感慨。

　　这个与邓超合作了两部电影的编剧记得，2002年《冰河世纪》上映，当时他们两个单身汉也一同去了电影院，笑得在彼此身上捶来捶去，“两个疯子”给整个影厅都带来了“特别奇妙的共振作用”。

　　而十多年后，如今俞白眉已经不会笑了，“我看的非常认真，生怕自己漏掉一点周星驰的艺术秘密。同时也在关注观众的反应，这个细节是怎么做到和观众握手的。我没法变成纯观众，看到好的地方我可能是心里喝个彩，但不会笑。”

　　仿佛相呼应似的，《分手大师》头天上映，周星驰特地从香港坐车去深圳观看。满场的观众都在大笑，周星驰没有，但这并不影响他坐在第一排仰着脖子看完全片，也不影响他之后与邓超的合作，甚至不影响他在拍《美人鱼》时，还向邓超讨教某句台词的笑点在哪里——俞白眉以为，看喜剧笑或不笑，很可能是观众与创作者之间的差别。

　　邓超是一个例外。在当了这么多年演员甚至导演之后，在看电影时，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观众，这让俞白眉感慨：“他特别感性。”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邓超是一个被本能驱使而前进的人，他很难理智、清醒、迅速地做出选择与决断。俞白眉说，邓超是他见过最严重的“选择恐惧症”患者——他给邓超推荐了两本书，《老师的谎言》和《解忧杂货店》，前者是揭穿美国教科书里谎言的历史书，后者则是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这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让邓超焦虑了一番：“我到底应该先看哪个？”

　　邓超害怕失去任何一种可能性。凡是他喜欢的，他有兴趣的，他都要试一试。他天性里有巨大的好奇，对于所有新事物都跃跃欲试——无论是有益、无益，甚至有害。

　　《分手大师》的导演机会得来纯属偶然。

　　如果没有《分手大师》和《恶棍天使》，邓超大约会是一个争议不多的明星——在同代男演员里，他的演技稳稳站在了前排，电视剧又给了他良好的观众基础，《中国合伙人》《烈日灼心》则证明了他在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穿梭的能力，包括他和孙俪的婚姻，多么符合人们价值观里金童玉女的模式。

　　然而他偏偏就不满足于此。

　　《分手大师》的导演机会得来纯属偶然。邓超出品、俞白眉监制的话剧《分手大师》在北京演出时，孙俪邀请了光线总裁王长田来观看。当时正值《泰囧》上映，国产喜剧的题材优势被重新评估，而《分手大师》的很多观众都是工作室多年铁粉，每年刚开票时就预定了贺岁档，现场反应热烈，不仅全场满座，甚至演出结束后，还有很多人为了得到一个与主创交流的机会迟迟不走。

　　王长田第二天又来了，带着公司的人。散场后他们直接找上了俞白眉谈合作电影，理由很简单，“能让人笑是巨大的商业”。

　　邓超、俞白眉这对搭档当晚在后者家里喝了一夜的酒，讨论导演问题。天亮时他们决定自己来：“虽然我们都不觉得自己适合，但我们想不出来其他人，找谁能跟我们的病态审美一致？找谁能插进我们俩的关系？想来想去，我说你怕别人说你吗，他说不怕。我说那我们就拍吧。”俞白眉对腾讯娱乐回忆。

　　在那之前，邓超是一个警惕的大明星，即使是在微博最为火热的时候，他也并无涉足打算。而俞白眉身为编剧，有着知识分子式的清高，每次走红毯时都会觉得另有一个自己在空中嘲笑这个堕落在公共场合的自己。

　　但两个人成为导演的第一天起，警惕与清高，就变成可以甩到一边的东西。为了《分手大师》的宣传，在微博影响力消退之时，邓超义无反顾地开号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原本“一个有才华、有成就的青年演员”形象，很快被“逗比”这个形象所覆盖。而俞白眉，也从一个口碑不错的编剧，变成了一个“拿捏着邓超的把柄用于强迫他”的恶人。

　　网上至今有讨论，作为演员的邓超与作为导演的邓超为何差距迥异，大家期望他放弃导演事业，安安静静做一个好演员。

　　“我一定会让大家那些愿望都落空。”邓超认真地说，不带情绪，心平气和，“我不会选在别人的声音里活着，我得在自己的态度里活。在做导演这个问题上，我现在还是二年级。等我做了十部、二十部，我觉得咱们再看看。”

　　如果没有《分手大师》，邓超大约会是一个争议不多的明星。

　　什么是邓超自己的态度？那可能需要从头说起。

　　“你有尴尬症吗？”记者问邓超。

　　邓超明显有点困惑：“这是个新词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记者向他解释：大概就是目睹别人在某种尴尬处境里，会不由自主地设想那个人是自己，于是也感觉到异常尴尬。

　　我们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个男同学，他有时候课间会在讲台上给大家跳霹雳舞。他跳得很差又很投入，所有同学都笑疯了。有一次老师经过，看到他，把他叫去办公室骂了一顿——那个就是尴尬症，会觉得别人嘲笑的人是自己。”

　　邓超理解了什么是尴尬症，但这个故事里的两种情绪，无论是“嘲笑”，还是“批评”，他都不能感同身受，他问：“你们为什么要笑他？如果我看到这样一个跳霹雳舞的男生，我应该是会很感动的。”

　　这个答案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他自己大约就是那个会在课间时冲到讲台上，旁若无人跳起霹雳舞的男孩。

　　邓超真的跳过舞。在初中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孩子，每年都是三好学生、红花少年、大队长，参加航模、摄影各种兴趣小组，谈到理想就说以后想当科学家。然而到了中学，某天，他意外的走进了迪斯科歌厅，看到有人在台上跳迪斯科，他的人生从此就变了。

　　“我在下面看，我说太有魅力了，就纯粹地爱上那个舞蹈，一群人在上面跳，挥洒着汗水，然后肢体那个协调、那个韵律……”回到家，他和父母说想学迪斯科，理所应当的遭到了反对，但这没拦住邓超，他开始偷偷摸摸的去学，经常为此不回家，成绩一落千丈。

　　在《开讲了》中，他说过这段痴迷于迪斯科的岁月。“那个台子像现在这个台子这么高，放着干冰。你得偷偷摸摸地爬上那个台子，摆一个造型，然后当那束光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开始扭，扭一晚上，三、四个小时，你也不停，你就是喜欢那个。”——这段自述他用了第三人称，然而比第一人称显得更加沉溺。

　　这是一段他人看来会觉得甚为荒唐的岁月。因为父亲的责打，十五岁的邓超离家出走，南下到了广东，在东莞、惠州的迪厅流串，靠领舞赚钱。他享受着台下观众为他疯狂的感觉，丝毫没有回头之意，直到一日他发现父母出现在他打工的迪厅，父亲瘦了一圈，母亲白了头发，因为担心领不回这个叛逆的孩子，他们随身带了户口本以证明身份。

　　因为割舍不下的亲情，他回到南昌，还是依从父亲的愿望，为求一个文凭上了艺校。那时候他在校园里顶着一头炫酷的漂染长发，打着耳洞，扎着小辫，没有同学敢跟他说话。他对“样板戏一样”的课程也毫无兴致，全不知表演为何物。因为打架，他的处罚公告频频出现在学校告示栏里，最夸张的一次，因为看不惯保卫科科长欺负女同学，他拿着菜刀满校园追砍，老师在旁边喊：“邓超疯了！”

　　邓超的母亲一度非常担心自己的这个儿子。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邓超高兴得“漫卷诗书喜欲狂”，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到北京， 母亲却对他说，“你别去上了。”邓超不解，问妈妈：“为什么不去上了？这个很难考的。”母亲说：“你这种性格去这种地方上学，我怕被开除，你还是别上了，别丢人了。”

　　多年之后，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邓超是笑着说的，“我问妈妈，你是我妈妈吗？”作为成年人，他如今当然明白母亲当年的忧虑所在，然而他仍然有点忿忿，“因为要夹着尾巴做人”，但他同时又有一点自豪，“我说尾巴是什么？”

　　邓超回母校中戏与老师合影。

　　邓超把自己表演最初的兴趣归结于迪斯科，“我其实是一个蛮‘爱现’的人，希望被人注意”，他挺直身体，做了一个顾盼四周的表情，“‘快看我，快看我’，就是这样的”，像孔雀开了屏。而比迪斯科还要快捷获得关注的方法是，夸张地模仿他人，这能让身边人一秒钟就立刻笑出声来，“其实我就是骨子里喜欢看别人乐”。

　　最初的邓超对表演一无所知，在中戏的入学考试上，他以张学友式唱腔唱了一首《铁道游击队》，意外被录取。而俞白眉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邓超是通过一段录像：中戏学生集体春游，在公园的草地上，一个男孩挨个把每个同学的神态举止都模仿了一遍，周围的人笑不可抑。俞白眉当时并不知这个男孩叫邓超，也不知道他们将相识且成为挚友，他只惊叹此人是个天生的演员。

　　但中戏对学生的培养和判断，并不像俞白眉这么简单粗暴。中戏表演系的教学训练有严苛的规矩和体系，一应剧目角色，必要遵循体验、进入、表现、乃至“成为”的心路历程，走完这一程，才能在剧场里在舞台上“立得住”，剥开五花八门的表演形式和舞台风格，核心要义，仍然是传统的观演关系和场域效应。

　　邓超仅靠本能而喜欢上的模仿、搞笑，在这个评价体系里并不能取得高分。至今网络流传的他中戏期间各类“蛇精病视频”，都是他在学校时做片段排演留下的记录，这些深受网友喜爱的作品在老师那里并不被看重，“可能大家对哭过一鼻子的东西比较印象深刻”，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本能，与大众观念里所尊重的那种表演，风格上相距甚远。

　　《翠花》中，邓超男扮女装。

　　他那时有点迷茫，他在北京的生活费依靠母亲的每月工资，学费则由大姐为他攒足，南昌家里全靠父亲一人收入。这样花着家里的钱，却仍然不知道学到什么，难免令他焦虑。

　　契机出现在大二，世界戏剧节在中戏举办，凭着一张学生证，他到处蹭戏：新宿梁山伯剧团演《人鱼传说》，他瞠目结舌地看见一艘船开进了中戏操场——再仔细看，其实是一辆改装后的卡车。演出时，甲板忽然裂开，演员往里一跳，变成一条美人鱼，水花溅到他的身上：“哇！”所有的观后感就这一个字。

　　莎士比亚剧团演《罗密欧与朱丽叶》，英语极差的他一句也听不懂，但坐在那里看着看着，忽然哇地哭了起来，像一个婴儿，像一次重生。

　　“这就是戏剧啊！这就是演员啊！就算你一个字也听不懂，也会感动到能让你哭啊！我觉得自己原来太笨了，简直像一个第一次看电影的小孩。”邓超回忆。

　　邓超开始给自己建立新的标准，在“逗人发笑”之外的标准：“开始的阶段，当演员可能只是因为喜欢热闹、喜欢被很多人围绕，但过了那个阶段，就知道做演员需要一些基本意识，热闹不重要，准确才重要。”

　　在看了《霸王别姬》之后，他以程蝶衣的角度改编了一个独幕剧，受到曾培养了巩俐、姜文的高景文老师的当众表扬。田沁鑫的《生死场》他看了好几遍，激荡不已，也组织同学重排了一个中戏版本。

　　然而，这种意识的崛起，并不代表他从此将自己的天性弃之如敝履。大三时，已经是一名绩优生的他，颇为意外地加入到了一部叫做《翠花上酸菜》的学生习作里，没想到这部“恶搞剧”在学校演出时极受欢迎。后来又仅凭三万经费，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从青艺小剧场走进了中戏实验剧场，成为正式售票的商演，开创了当年小剧场“贺岁话剧”的风气之先。

　　《翠花》对邓超的意义，不仅在于令他一举成名，更在于他男扮女装饰演了九儿的角色。九儿扭捏作态，九儿妩媚娇俏，九儿热情奔放——九儿的一举一动，都是观众的爆笑点。2009年年末，《翠花上酸菜》重返话剧舞台，早已经是大明星的邓超也再次登台出演九儿——你可以说这是邓超放不下的恶趣味，然而邓超自己知道，观众的每一声爆笑，点燃的其实是他自己。

　　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这么说，“九儿”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些，从来不是邓超的毒，而是他的营养，是他的来处。

　　2009年年末，《翠花上酸菜》重返话剧舞台，邓超再次出演九儿。

　　我们有幸当面看到了邓超的舞姿——吃饭时，听到放的hip-hop音乐，他手捧盒饭，陶醉地在餐桌前扭了好几下——有点像他在《美人鱼》里唱着《无敌歌》时扭的那几下。

　　我们当然笑了，仍然无法避免内心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症。邓超瞥了我们一眼，不以为然。“属己感”，他用了一个自己生造的词定义自己：“就是自己属于自己的感觉，你们没有吗？”他反问。

　　邓超在明星形象上的改变，或许也和一次舞台演出有关。2013年，《我是歌手》(观看)总决赛，当时仍难得参加综艺节目的他为羽泉助战，是七组帮唱嘉宾中唯一的非职业歌手。他反客为主地穿着一身土豪金西装登场，在舞台中心又唱又跳，镜头每次切到他的脸都大汗涔涔——上台前羽泉曾笑称，到了台上，就算邓超把他们踢下去都不意外。一首《冷酷到底》唱毕，邓超仗义地附赠了半分多钟的俯卧撑，台下又是一片尖叫——如果羽泉没有及时拉他起来，谁也不知道他还将表演多久——刚一起身，他又清唱了一句“我爱你”。

　　邓超在《我是歌手》中做俯卧撑。

　　对于大众来说，彼时邓超的这一面着实难见——谁也没想到过他后来的关键词会成为“逗比”。如此过于动感十足的表现只是被描述成“引爆全场”“魅力四射”，当时他也没有开微博，却已经占据了当天的头条话题。

　　这之于过去公众印象里的邓超，是一个全新的登场。而对他来说，那也是他找到“属己感”的时刻。此前各类论坛还不时出现些“不般配情侣”的议论，而那天之后，人们开始流传一句感慨：终于知道孙俪为什么要嫁给邓超。

　　孙俪能百分百欣赏这种天性。在曾对妻子的采访中，我们知道搞笑视频是这对夫妻间一项重要交流，“他很明白我的笑点在哪。”旁人眼里莫名其妙的地方，他们能笑上半天，“笑得不行不行，笑得在地上打滚，笑得嗓子里发出猪的声音，甚至笑到抽搐。”妻子愉快地用了一连串排比句。

　　他和绷得紧紧的她，严丝合缝。

　　说起来，邓超的成名之路其实走得一帆风顺，甫一出道就是男主角。《少年天子》还是他大四时接的，与潘虹等一干老戏骨对戏便应对自如。因为《少年天子》演活了顺治，从2002到2004年，他一共演了4个皇帝，被称为“少年皇帝专业户”；2005年《幸福像花儿一样》让他从皇帝转成高干子弟，但接着来找他的，又一窝蜂地都是红二代角色，或者是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总裁。

　　这些角色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在不久之前的微博上，还有人感慨“演霸道总裁和高干子弟等角色的邓超真的好苏”，并获得上万转发。实际上，这些角色能给邓超本人提供的满足感实在太少了。早年间他对媒体抱怨“电视剧挺低估演员的能力”。当时媒体问他从演皇帝过渡到纨绔子弟是否困难，他颇为轻蔑的回答：“不难，因为我是邓超。”

　　《李米的猜想》给了邓超第一个电影男主角的机会，导演曹保平虽然肯定了他的表演，但指出他的表演中仍有“5%的红地毯”的感觉，邓超不认：“我没有啊！我感觉不到。”

　　和当时“霸道总裁”角色相匹配的，还有邓超荧幕之外的扑克脸。他曾在片场直接拒绝千里迢迢来探班的媒体的采访，阴沉着脸面对那些对个人生活的窥探：“下一个问题”——他对着我们模仿当时冷冰冰的自己。

　　他对那些意料之外的伤害表现得耿耿于怀。曾经他还是个领奖时要特别感谢“一位姓孙的姑娘”的天真少年，然而这在别人眼里只是“不了解规则，傻乎乎的”。他和其他任何情侣档明星一样，逃不脱公众对于恋情的揣测，他对此愤怒不已：“你的人生是在别人的设计中。一会儿说你分手啦，你出不出来说话？说也有问题，不说吧，也有问题。”

　　这个无法适应自己明星身份的男人，在此后一段时期的报道里，总被描述成一个不大好打交道的艺人：“你问这个干吗？这跟今天的活动有关系吗？我不想回答。”

　　然而那种“大明星”式的自我保护，并没有让邓超进入一个心理舒适区，反而让他越发烦躁，“采访者不舒服，我自己也不舒服”。两年前邓超在重庆宣传《分手大师》时，请当地媒体一起涮火锅，问起记者们对他当年的印象：“是不是觉得我特装？”众人一致回答“对对对”，这个意料中的回答还是让他略有沮丧，“我靠，不会吧。”

　　那张扑克脸，本质是一种无所适从的表现。他能挥洒自如地在荧幕上扮演那些或深沉、或忧郁、或狂狷的角色，也能在纯粹的私人场合，彻底的放开自己，然而，每当处身于银幕与私生活中间的那块领域——也就是如何处理身为明星的公众性时，他时常手足无措。

　　2013年《我是歌手》总决赛之夜的邓超，重新获得了最直接的快乐——从他初中开始，站在迪斯科舞台上，只要有光打在自己身上，他就可以扭几个小时不停下的那种快乐。

　　像邓超对于母亲那个忿忿而又骄傲的回应，“因为要夹着尾巴做人——可是尾巴是什么”。这次，邓超很容易做出了选择：如果你的尾巴让你感觉快乐，为什么一定要夹起它？为什么不可以竖着尾巴，招摇过市？

　　“逗比”的邓超和绷得紧紧的孙俪，严丝合缝。

　　所以，做导演大概也是邓超并不想夹起来的尾巴——哪怕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非常有天赋的演员，毫无天赋的导演。

　　拍完《分手大师》之后的邓超摩拳擦掌，每天都和俞白眉讨论什么时候干下一个。这两个被贴上“烂片导演”的社会成功人士，像小孩子想要新玩具一样，兴奋而又认真：“对外界来说，我们拍电影的故事可以解读成一个鸡汤故事，但对在这个故事里的人，只有你自己享不享受、有没有不可抑制地想做这件事，这才是真的。”俞白眉这样描述两人的状态。

　　《分手大师》一共拍了105天，期间没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杨幂当时正怀孕，然而这两个工作狂也硬生生逼她陪他们30个小时不停工。“杨幂困得不行，进车里休息了，我们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去敲门让她出来拍戏。‘你们俩疯了吗。’她出来的时候说。”

　　这种工作热情源于新职业所调动起来的前所未有的激情——“片场四百个人，然后关于某一条应该怎么拍，可能出现了六种声音，这六种声音里面有五个我们从来没有实践过它，忍不住就要见猎心喜，想要拍出来试试。”俞白眉说。这样拍出来的结果是，第一次剪出来的片子时长达到了4个小时，两个人傻了。

　　第二次就进步了一点。《恶棍天使》一共拍摄了82天，只超出规定工作时间两天。但剪出来的片子还是太长了，俞白眉对下一部有信心，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很快就可以攻破。

　　《恶棍天使》中，邓超继续他的喜剧路线。

　　每部电影之后，他们都花大量时间进行复盘工作，《恶棍天使》已经与各职能部门做了半个多月的复盘，至今还没结束，邓超每天都给俞白眉打电话交流：“我们之前还有哪场设计的目的实际上是没达到的？”

　　《恶棍天使》以雪山讨债开场，当时邓超觉得以工业场景、好莱坞方式“做出先声夺人的效果”。“但现在想想可能不是很适合这边观众的口味，可能应该放在故事进展过程里，以让神医跟俪俪讲故事的方式展现更合适。”邓超分享复盘经验之一。

　　无中生有的各种造梦实验让他们兴奋不已。好几次，两人私下忍不住要感谢“中国电影蒸蒸日上的时代”“让我们有机会去实践、去尝试。过程里有非常巨大的快乐，这种快乐让人觉得人生这么干下去就可以了。”

　　邓超体验到了另外一种乐趣，与这种乐趣相比，做一个“零差评”的男明星这件事，一丁点也不重要。“其实原来我们都挺在乎别人怎么想，但因为做成这件事的愿望远远高于一切，我们为什么还要爱惜羽毛？”俞白眉解释。

　　“逗比”邓超在这种背景下产生：都已经花了这么多人的金钱、时间与心血，怎能倒在抵达观众的最后一棒？所以每到宣传期，邓超的“病情”就格外反复：《分手大师》在影院大跳钢管舞，《恶棍天使》连发10条微博示爱孙俪，到了《美人鱼》，他甚至直接在沙滩上穿上了鱼尾裙。

　　很多人对此顿足叹息，觉得这是一个好演员的屈服。但或许只有当事人和他的朋友们才真的相信，正是因为导演的体验，才让邓超的人生变得开阔了。

　　而对于邓超来说，做导演，尝试那些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以及逗人发笑，那些本来就是他的“属己感”。对此，他没打算为任何人让步。

　　在与观众的互动中，他重构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恶棍天使》上映当天评分暴跌，俞白眉一天“脸都是黑的”，然而邓超却热血地拉着他，“我们一起去见观众吧！”

　　这与他《分手大师》的经验有关。路演到重庆，映后见面会上来一群聋哑人，每个人咿咿呀呀都很高兴，邓超问了他的惯例问题：“你们看电影笑了吗？”

　　唯一一个能读唇语的大姐磕磕绊绊地开口：“我们笑不出来。”

　　“哗一下我在台上哭成狗。”邓超回忆，“别人怎么说重要吗？一点不重要。这才重要，真重要。”

　　俞白眉认为，作为一个感性的人，邓超在与现实观众的接触与交流中能有效汲取能量。在指定的影迷见面活动外，他们常常摸去其他影厅，躲在黑暗里看不知情的观众的反应：“我们跑了30天，几百家电影院，就我们观察到的，喜剧效果很好，观众一直在笑。”他们所见的观众反应与网络打分截然不同，这治愈了他们，“见观众，就是我们当时最好的药。”

　　“电影院有一种浓浓的人味。”邓超描述，从此喜欢冲进影院的一瞬间：“尤其看喜剧，很多人在一个空间里，笑过之后，长期哈气，这种人味是比一般的影厅浓一点的。”那时候他连着30个小时跑路演不眠不休，“其实就是被观众的热情点燃了。”

　　于是，其他明星通常视为畏途的路演，在邓超眼里，乃是天大的乐事。《分手大师》的路演跑了三十个城市，这让一些圈内人颇为绝望地感慨：把营销做到这个份上，你让我们怎么办，以后还怎么玩？这简直成了军备竞赛。

　　曾经邓超也不爱跑路演，路上花了大量时间，到了地方，“hi你们好吗你们喜欢这个电影吗我们合个影吧”就结束了，“形式化，耽误生命。”但后来，邓超以一种极度狂热的方式去做路演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事情一点儿也不讨厌——包括穿着露脐豹纹装，带着400位大妈PK广场舞。

　　然而“邓氏喜剧”仍然存在着客观上的两难。撇除粉丝群体，他们的目标观众需要猛烈的笑、笑、笑，对背后的艺术尝试并不在意乃至接受有限；而藉由广泛观影经验培养起来的电影观众，可能一开始就放弃“邓超导演”这四个字。

　　邓超对此很乐观：“导演这事，我才二年级，等我再做十部、二十部，咱们再看看吧。” 他以周星驰为榜样，“我看到星爷之后，我就会觉得，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些声音算什么啊，《大话西游》当年还那么被诟病呢。”

　　邓超和俞白眉是从中戏就在一起的老搭档。

　　相比邓超的乐观，俞白眉要悲观的多，他觉得自己这一代中国影人，恐怕无法拍出心目中的好电影：相比好莱坞大师们自幼就在成熟的产业环境中耳濡目染，他们至今还在解决电影工业入门的ABC问题，甚至其中的很多问题无人请教，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过渡的，依靠市场好，制造一些热闹的产品，使这个市场能保持热度。最好的可能性，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人在他们出手时，工业的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俞白眉说。

　　其实两人原本都没想过要做导演。

　　他们最初的人生交点是舞台剧：邓超出演俞白眉编剧的《翠花上酸菜》，筹备时他们在东三环一家仙踪林第一次见面，天南海北瞎聊时聊到都有建剧场的梦，一拍即合成了朋友。

　　那为什么不感谢中国舞台剧事业？

　　“因为不公平。”俞白眉说，“勤勤奋奋的演员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小剧场一个一个倒闭，中国舞台剧到现在还不成气候，没有形成盈利模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努力做小剧场，不是为了好处，是为了感情。”

　　2009年《翠花上酸菜》重排巡演，主演邓超也跟着剧组跑了全国。而无论《分手大师》或《恶棍天使》，取材均源自他出品的白眉工作室的话剧，并启用了很多话剧演员。“这十几年里，我们的小剧场没断过，剧目没断过，培养演员没断过。只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剧场，很多演出费都用来交场租了。”

　　哪怕不合时宜，小剧场的梦他也一直没有停过，几年前又谈起建剧场的想法，两人算了一下，10年亏500万干不干？干！

　　“国立剧场一个个在倒，但我们却自己贴钱去建了一个，别人说你傻，但傻一点怕什么，我们还可以更傻，只要想到这个觉得很高兴就可以。”俞白眉说。

　　然而就算愿意自己贴钱，邓超的小剧场也一波三折。去年年初，他曾带腾讯记者参观过装修也已完成的超剧场，当时预计在去年4月投入使用。然而现在仍是“今年应该会启动”的状态。

　　“在中国做事情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容易。”俞白眉说。

　　当时邓超像一个刚拿到新房兴奋不已的男主人，连卫生间都积极地领人进去走一圈。剧场的座椅是他自己挑的，他喜欢厚椅垫，坐着舒服；橙红色，明快鲜亮；他甚至特地减少了座椅数量，以便每个观众都能坐得宽敞。

　　这确实是他的梦想。

　　在采访中，我们问过他与观众的关系：“是不是只有一个观众你都会感觉很high？”他非常确认地回答：“是的，只有一个观众我都会high”——他知道自己有多热爱观众与现场。所以，这怎能不是他的梦想。

　　超剧场二楼实际是个搭出的小阁楼，因为承重原因，并不设座。那天他三两下跨了进去，双臂撑着栏杆，看着楼下尚未拆去塑封的座椅：“以后这地方就是我的了！”

　　很多年前他也站过类似的位置。大二时他在张广天的话剧《切 格瓦拉》中得到了第一个演出机会。一个并不露面，只是在全剧3/4的时候念一句画外音的机会。

　　他至今记得这句话，20岁的邓超站在人艺小剧场二楼，正如37岁的邓超站在他人生的新节点，字正腔圆、感情充沛地念白：“我们这艘战舰现在要起航！”